A kid that is given away, people impoverished over the years, family members buried alive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These called civilians are desperate for hedonists and stoics to bury the fissure incised only decades ago. With this urgency, the reality of the city’s development carries a ghostly touch of its nihilistic pain,…

我走在德国卡塞尔的街头，和我的朋友令思一起。刚离开火车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天还明晃晃地亮着，放下行李小憩了一会，夜幕就低垂了，这个城市还像我们刚到时一样沉默静寂，只是更加暗淡了一些。我们向着镇子里的中心街道走，希望那边有一两家可以果腹的餐馆。我们走过一些政府机关和办公大楼，单论规模而言那些灰青色的建筑并不算上太庞大，但坐落在这一个小小镇子里，它们多少有些震慑作用，又在夜晚的镇子里阒然无声地注视着我们，我觉察到了些压迫感。天慢慢黑了，我们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关门了的商店，很少看到餐馆。这的人看起来都不太爱出门吃饭。说实话，我不知道这的人是否真的出门，空荡荡的电车和巴士沉默地运行着，奔赴着它们的唯一方向，里面的人也想齿轮一样静默地转动。 我们走过一片草地，一只红眼兔子在远处和我们目光相接。灰褐色的兔毛和草地在黑夜中闪烁的光融合地很和谐。令思停在那边，打开镜头盖开始逼近那只野兔，转动镜头开始拍了起来。从取景框里，那野兔模糊的轮廓越来越大，直到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由于焦距拉得很大，整个画面随着她手的颤抖时不时地剧烈抖动，那只兔子在草地上的图像也颤抖着，轮廓随着那一阵阵颤抖时而模糊，时而容易辨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只兔子始终存在在取景框里。她半按下快门，对焦灯微弱的橙黄色光线在夜晚显得格外明亮，一瞬间照亮了兔子，也让草地变了颜色，一瞬间那光线又突然消失。那兔子茫然地看着镜头，对焦灯亮起之后，它抬起了在吃草的头，咀嚼着。快门按下，咔嚓。看来令思和她的新朋友要合作有一会了，我继续向前走。 走了快50米，一个人叫住了我，我吓了一跳，在一幢大楼前的小草坪上，一个德国青年蹲坐在那里，冷不丁地和我说话。我像那只野兔一样走着我的路，没有停下，只是一脸的错愕和淡漠。我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又把头别过去，回到那路灯下阴暗的人行道。“他要做什么？他在说什么？我又要做什么？”我自问却都没有回答。他说话的口气从谈话到疑问，显然他问了几个我无法理解的德语问题。我本来可以说“English？”，然后和他一起蹲坐在马路旁边在这个小镇子里聊天，也许令思看到了也会加入我们。但我没有，我只是把头扭过去继续走。我继续走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弱了，像是要叫住我，但是不再可能。我成了一个无礼的人，只是运行着我作为游客的身份，只有一个寻找餐食的目的。我的愚蠢和执念指引着我朝着前方的黑暗走去，平静地，与世无争地，淡漠地。我走了两步，停住了，等令思走上来，然后我和她说了那个青年，然后和她吃饭，像是齿轮一样运行在这个沉默的小镇。 再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是在出租车上，凌晨两点半，又一个前往目的地的饥饿的夜晚。不同的是，这一次餐厅是我的出发点，而我准备回到那个临时可以供歇脚的家。我想起那个令我后悔的时刻——如果我和那个德国青年说了话呢？我还会抱怨我们永无交集吗？或许还会。我在这家餐厅打下手已经一个月了，就在两周前，我租住的房子搬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巴西宅男，爱看动漫，尽是些我已经不感兴趣了的东西。我把他介绍到了我工作的餐厅，成了我的工友，我现在却有些后悔了。那天晚上是跨年夜，那巴西人不断地叫住我的名字，然后像是唱着地说这几个单词“wake me up inside,”这是一首歌里的歌词，他估计是很喜欢，就没完没了地试图把它也灌进我的脑子。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人没见到我那个时候忙的要命吗？明明是我的工友，拿着和我一样的时薪，却不像我一样勤奋工作，还叫住我唱那破烂歌词给我听，我实在是一肚子怒火。我记得我说：“HOW?” “GIVE ME AN INSTRUCTION!” “SORRY I CANNOT” 我把这些词汇都大写了，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没好气，就像是用着我特别擅长的冷暴力，和他说：“老子没兴趣！” 可后来，第二天，他却和我谈起了他的童年创伤、文字的力量、歌词怎么治愈他的云云。我更加觉得这人无趣了，应和着和他争辩了一会，又去看我的闲书了。我不唱歌、唱歌也没用，哪有什么歌存在呢，在这无聊的世界上？我问自己，没有答案，我想着这事的时候在我小小的房间里听着桑巴小曲。我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和窗外洒进来的漂亮阳光，难得的一天中的金灿灿。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脆弱得一点就着。在8平米的空间重建自己的生活——我难道是个年轻得意的作家吗？我足够理想主义并且眼瞎来忽视我真实的生活了吗？我在一条巴尔扎克笔下失去的幻象面前蹰躇。我为什么要去学一门语言，了解一个我不想了解的人，我这么问自己，而代价确实我已经搞不清楚我的人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社会中失去定位，甚至前行的方向。曾经那个自信的我现在充满了月中付账的担忧。我慢慢地已经听不到人们交流的内容，对于他们关于文化的探讨打心底里觉得厌烦——这是真实的话题吗？如今，文化除了谈资，还剩下了什么功用？怎么还有人怀着一腔无知的热血，活在那个梦中的世界里，让连绵不尽的幻想支配着一个可怜人的方向？ 在这样的质问中，我恐惧一种转变和现实——自我已经变得令人生厌。甚至一个月前，我都无法理解现在的自己，人格——所谓一个人内部稳定的东西在生命中扮演的作用让我失望了。经历穿过时间和睡眠，乃至疾病和孤独，改变了我的脑子，我的记忆方式，我对待一件事情的反应模式，重塑了我，我害怕这种改变，只是因为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在此刻分明已经成为了一束幻觉。具体地说，自我在成长中与经历中不仅是变得世俗，而也失去了一种曾经被我浪漫化的“神性”，一处可以让人觉得美、安逸的心理慰藉。青年人的乌托邦作为抗争的一种手段已然黯然失色，我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但当我重新捡起它，我觉得格格不入——我与世界通过抗争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坍塌了。而自我被放逐在世界上，它的定义便拥有了另一种解释，“我”不再是解释自己身体与思想的唯一主体，当我要问这个在变化中的自己究竟是谁，如果我的脑子、我的身体不再可以单纯地被自己解释，我只能可悲地将自己通过非我的途径和模型定义。是社会？我是一个留学生。是家庭？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是语言？我会讲普通话、英语、法语、上海话，我在学习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仅仅是为了寻找性伴。是知识？我学习了一些语言、数学、地理、生物、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是工作？……我不能继续下去了，越往下，自我的稳定性就越来越强，而我的存在就越微弱——他人的也是。当用一种分析式的眼光看待人的时候，人的相遇与交换就变得机械，人就受到了局限，显得愚蠢又庸俗，这不是世俗眼光中的愚蠢，而是人对自身主动加上的枷锁——人要用非人的方式知道自己、创造人性。 而再一次成为人的努力是白费的，这让我感到抑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又开始读卡夫卡，看那些兜兜转转的自我独白，和在镣铐中命如草芥猪狗般的人们。

Is it possible that I write delicately freely without restraint is it possible that I learn English is it possible that I do not know English at all is it possible that I learn and write and compose English with popularity with audience and type them down and get applauses and get corrected automatically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