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德国卡塞尔的街头，和我的朋友令思一起。刚离开火车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天还明晃晃地亮着，放下行李小憩了一会，夜幕就低垂了，这个城市还像我们刚到时一样沉默静寂，只是更加暗淡了一些。我们向着镇子里的中心街道走，希望那边有一两家可以果腹的餐馆。我们走过一些政府机关和办公大楼，单论规模而言那些灰青色的建筑并不算上太庞大，但坐落在这一个小小镇子里，它们多少有些震慑作用，又在夜晚的镇子里阒然无声地注视着我们，我觉察到了些压迫感。天慢慢黑了，我们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关门了的商店，很少看到餐馆。这的人看起来都不太爱出门吃饭。说实话，我不知道这的人是否真的出门，空荡荡的电车和巴士沉默地运行着，奔赴着它们的唯一方向，里面的人也想齿轮一样静默地转动。
我们走过一片草地，一只红眼兔子在远处和我们目光相接。灰褐色的兔毛和草地在黑夜中闪烁的光融合地很和谐。令思停在那边，打开镜头盖开始逼近那只野兔，转动镜头开始拍了起来。从取景框里，那野兔模糊的轮廓越来越大，直到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由于焦距拉得很大，整个画面随着她手的颤抖时不时地剧烈抖动，那只兔子在草地上的图像也颤抖着，轮廓随着那一阵阵颤抖时而模糊，时而容易辨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只兔子始终存在在取景框里。她半按下快门，对焦灯微弱的橙黄色光线在夜晚显得格外明亮，一瞬间照亮了兔子，也让草地变了颜色，一瞬间那光线又突然消失。那兔子茫然地看着镜头，对焦灯亮起之后，它抬起了在吃草的头，咀嚼着。快门按下，咔嚓。看来令思和她的新朋友要合作有一会了，我继续向前走。
走了快50米，一个人叫住了我，我吓了一跳，在一幢大楼前的小草坪上，一个德国青年蹲坐在那里，冷不丁地和我说话。我像那只野兔一样走着我的路，没有停下，只是一脸的错愕和淡漠。我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又把头别过去，回到那路灯下阴暗的人行道。“他要做什么？他在说什么？我又要做什么？”我自问却都没有回答。他说话的口气从谈话到疑问，显然他问了几个我无法理解的德语问题。我本来可以说“English？”，然后和他一起蹲坐在马路旁边在这个小镇子里聊天，也许令思看到了也会加入我们。但我没有，我只是把头扭过去继续走。我继续走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弱了，像是要叫住我，但是不再可能。我成了一个无礼的人，只是运行着我作为游客的身份，只有一个寻找餐食的目的。我的愚蠢和执念指引着我朝着前方的黑暗走去，平静地，与世无争地，淡漠地。我走了两步，停住了，等令思走上来，然后我和她说了那个青年，然后和她吃饭，像是齿轮一样运行在这个沉默的小镇。
再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是在出租车上，凌晨两点半，又一个前往目的地的饥饿的夜晚。不同的是，这一次餐厅是我的出发点，而我准备回到那个临时可以供歇脚的家。我想起那个令我后悔的时刻——如果我和那个德国青年说了话呢？我还会抱怨我们永无交集吗？或许还会。我在这家餐厅打下手已经一个月了，就在两周前，我租住的房子搬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巴西宅男，爱看动漫，尽是些我已经不感兴趣了的东西。我把他介绍到了我工作的餐厅，成了我的工友，我现在却有些后悔了。那天晚上是跨年夜，那巴西人不断地叫住我的名字，然后像是唱着地说这几个单词“wake me up inside,”这是一首歌里的歌词，他估计是很喜欢，就没完没了地试图把它也灌进我的脑子。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人没见到我那个时候忙的要命吗？明明是我的工友，拿着和我一样的时薪，却不像我一样勤奋工作，还叫住我唱那破烂歌词给我听，我实在是一肚子怒火。我记得我说：“HOW?” “GIVE ME AN INSTRUCTION!” “SORRY I CANNOT” 我把这些词汇都大写了，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没好气，就像是用着我特别擅长的冷暴力，和他说：“老子没兴趣！”
可后来，第二天，他却和我谈起了他的童年创伤、文字的力量、歌词怎么治愈他的云云。我更加觉得这人无趣了，应和着和他争辩了一会，又去看我的闲书了。我不唱歌、唱歌也没用，哪有什么歌存在呢，在这无聊的世界上？我问自己，没有答案，我想着这事的时候在我小小的房间里听着桑巴小曲。我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和窗外洒进来的漂亮阳光，难得的一天中的金灿灿。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脆弱得一点就着。在8平米的空间重建自己的生活——我难道是个年轻得意的作家吗？我足够理想主义并且眼瞎来忽视我真实的生活了吗？我在一条巴尔扎克笔下失去的幻象面前蹰躇。我为什么要去学一门语言，了解一个我不想了解的人，我这么问自己，而代价确实我已经搞不清楚我的人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在一个完全陌生社会中失去定位，甚至前行的方向。曾经那个自信的我现在充满了月中付账的担忧。我慢慢地已经听不到人们交流的内容，对于他们关于文化的探讨打心底里觉得厌烦——这是真实的话题吗？如今，文化除了谈资，还剩下了什么功用？怎么还有人怀着一腔无知的热血，活在那个梦中的世界里，让连绵不尽的幻想支配着一个可怜人的方向？
在这样的质问中，我恐惧一种转变和现实——自我已经变得令人生厌。甚至一个月前，我都无法理解现在的自己，人格——所谓一个人内部稳定的东西在生命中扮演的作用让我失望了。经历穿过时间和睡眠，乃至疾病和孤独，改变了我的脑子，我的记忆方式，我对待一件事情的反应模式，重塑了我，我害怕这种改变，只是因为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在此刻分明已经成为了一束幻觉。具体地说，自我在成长中与经历中不仅是变得世俗，而也失去了一种曾经被我浪漫化的“神性”，一处可以让人觉得美、安逸的心理慰藉。青年人的乌托邦作为抗争的一种手段已然黯然失色，我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但当我重新捡起它，我觉得格格不入——我与世界通过抗争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坍塌了。而自我被放逐在世界上，它的定义便拥有了另一种解释，“我”不再是解释自己身体与思想的唯一主体，当我要问这个在变化中的自己究竟是谁，如果我的脑子、我的身体不再可以单纯地被自己解释，我只能可悲地将自己通过非我的途径和模型定义。是社会？我是一个留学生。是家庭？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是语言？我会讲普通话、英语、法语、上海话，我在学习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仅仅是为了寻找性伴。是知识？我学习了一些语言、数学、地理、生物、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是工作？……我不能继续下去了，越往下，自我的稳定性就越来越强，而我的存在就越微弱——他人的也是。当用一种分析式的眼光看待人的时候，人的相遇与交换就变得机械，人就受到了局限，显得愚蠢又庸俗，这不是世俗眼光中的愚蠢，而是人对自身主动加上的枷锁——人要用非人的方式知道自己、创造人性。
而再一次成为人的努力是白费的，这让我感到抑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又开始读卡夫卡，看那些兜兜转转的自我独白，和在镣铐中命如草芥猪狗般的人们。